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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亭》“农事”与“花事”的关系
字体大小: 发布日期: 2020-01-20 16:22 来源:董上德 责编:李敬钊

  编者按:董上德,中山大学教授,精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著有《古代戏曲小说叙事研究》《岭南文学艺术》等。征得作者同意,对本文原有部分注释作了删节。

  汤显祖的《牡丹亭》,内涵相当丰富,谈的人也很多。我想,不妨从一个很小的角度来切入,找个似乎较为冷僻一点的话题,从“冷处”看一部“热”了数百年的名剧,看看是否可行。

  所谓冷僻话题,是《牡丹亭》“农事”与“花事”的关系。

  剧本里的“农事”,出现在第八出“劝农”,写杜丽娘父亲杜宝作为南安太守在“春深”时节下乡,亲自劝喻农民要及时春耕,以免失误农时。而对于杜宝而言,这是他为官一方的职责所在:“为乘阳气行春令,不是闲游玩物华。”在这出戏里,散发着泥土气息和农家乐趣,年青的农夫唱起了田歌,牧童吹响了竹笛,农妇们在采桑、采茶,也忙得不亦乐乎。杜宝看在眼里,身心舒展,连忙赏酒给他们,让他们头插鲜花,以示欢庆。临到分别时,“村中男妇领了花赏了酒的,都来送太爷”,好一幅“春日劝农图”,活灵活现。

  不要小看剧作家描写出来的细节,他在“农事”里刻意安插了略带乡野气息的“花事”,杜宝不仅赏酒,还赐花,可以想象着,那帮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头上插着太守送的花,该是多么高兴,简直就是田头的一道亮丽的风景。而杜宝之爱花也就不言而喻了。

  杜宝下乡,着意于“农事”的同时不忘“花事”;平时在家,更是少不了“花事”的点缀。他的家里是雇请了花匠的,而且,花匠必定要每一天的早上分别给夫人、小姐送花,第九出写道,春香有点“无厘头”地埋怨花匠“花也不送”,花匠当即回敬道:“每早送花,夫人一分,小姐一分。”春香故意问:“还有一分哩?”言外之意是为何不给我也送一分?这是剧情所需要的“科诨”,但也看似不经意地介绍了杜宝家居生活的一个重要细节:室内插花,而花卉来自自家的花园。

  这就折射出明代官员第宅的一个新的变化。原来,在明代初年,明太祖朱元璋规定:不许官员“于宅前后左右多占地,构亭馆,开池塘,以资游眺”。[1]据学者研究,受此朝廷政策的制约,明代初期很少私家庭园,只是到了正德、嘉靖年间,政令松弛,崇尚奢靡,营造风气逐渐兴盛,私家庭园越来越多。[2]杜宝的私家庭园正是在汤显祖所处的晚明时代被“建构”起来的。

  从《牡丹亭》的具体描写看,杜宝的私家庭园颇具规模,杜丽娘说:“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第十出)一来是“姹紫嫣红开遍”,花的品种数量繁多;一来是“云霞翠轩”和“烟波画船”兼备,更少不了一座“牡丹亭”屹立其间,这就完全是“构亭馆,开池塘”的格局了。难怪春香说:“原来有座大花园,花明柳绿,好耍子哩!”(第七出)这样的规模绝对破了明初的“戒”,如果是在明太祖在位期间,是不可想象的。

  正因为有“戒”,杜宝似乎也显得很低调,汤显祖没有写他到后花园“游眺”的举动(若按照明太祖的规定,“游眺”就是“违规”),看来不是“疏忽”,而是符合人物的“规定情境”的,而杜宝平时也只是让花匠每天采花送至内院,供插花之用。故而,这就可以理解为何杜宝夫妇不让女儿去后花园,除了“三步不出闺房”的教条所制约,身为官宦之家,不得“游眺”这一具有“朱明特色”的刚性规定看来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或许到了正德、嘉靖之后未必人人执行,但既然没有取消此项规定,有人如杜宝仍然执行,亦非矫情)。

  不论如何,杜家有私家庭园是事实。可说来也妙,如果没有前面提到的“农事”,恐怕也难有剧情发展中出现的属于杜丽娘的“花事”。人们熟悉杜丽娘的“游园惊梦”,此“游园”的机缘正是杜宝的“劝农”所致;父亲下乡,杜丽娘才会在相对“宽松”的环境里“趁机”去花园走一趟。

  这对于杜小姐而言,也是一种“偷期”行为。说到“偷期”,大家自然会想到张生和崔莺莺合演的“西厢房故事”,或者是其它同类型的“男欢女爱”情节。而这类故事,杜丽娘可就并不陌生了,她对“秦晋之好”的故事很入迷,而且,了如指掌,原来,杜家“有架上图书,可以寓目”(第三出,杜宝语),除儒家经书外,“其馀书史尽有”,“牙签插架三万馀”(第五出,杜宝语)。杜丽娘自称:“天呵,春色恼人,信有之乎!常观诗词乐府,古之女子,因春感情,遇秋成恨,诚不谬矣。”原来,杜丽娘是一位感受力很强的少女,她从自己可以读到的文学作品里感知到古代女子在某些时间节点上的情绪波动,随着年龄的增长,古代女子的情感体验与自己的内心感知产生某种“对应”关系,对过往女性生命故事的认同意识逐步增强,这样的阅读积累构成了她内在的知识结构的组成部分,成为了一种具有“先验性”的认知。[3]而且,她所熟知的古代女性生命故事内含着一个“叙事模式”,用她的话来说就是:“昔日韩妇人得遇于郎,张生偶逢崔氏,曾有《题红记》《崔徽传》二书。此佳人才子,前以密约偷期,后皆得成秦晋。”这类故事读得多了,“叙事模式”了然于胸,知道不管是韩夫人还是崔莺莺(《崔徽传》可能是作者的笔误,也可能是作者故意的“疏漏”:以“得成秦晋”而论,当指《西厢记》而非《莺莺传》;但是,杜宝家藏有《西厢记》,似乎不可能,为了模糊其事,故有“误写”为《崔徽传》之可能),都有一位“男子”与之成为“佳偶”,而且,都会经历“前以密约偷期,后皆得成秦晋”的曲折过程,这样的缠绵有些“冒险”,可也值得,因为都有“得成秦晋”的好结果。这对于正处于青春期的杜丽娘而言,不啻是“故事”,它们引发遐想,甚至会“内化”为杜丽娘的“心理预期”。故而,游园时处于“花事”之中的杜丽娘才会有一声悲叹:“吾今年已二八,未逢折桂之夫!”(第十出)

  这就是汤显祖的伟大发现!他发现,一位少女“适时”的青春活力与“预存”的文化积淀一旦互相结合,会产生谁也意想不到的心理能量,这种心理能量可以激发“心灵成长”,一个人的内心于是会变得无比强大。戏剧性的事件就在谁也不经意的时候发生在杜宝的家里。

  花季少女喜欢花,是自然的,可杜丽娘因为父亲的“农事”而“偷期”有了自己的“花事”,这才真正激发了她“一生儿爱好是天然”的人性自觉。其实,杜丽娘平时所能够接触到的是不太“天然”的插花(明代的插花艺术达到一个空前的高峰,研究花瓶及插花艺术的著作不少,相关的成果超越了前人,像袁宏道的《瓶史》、张谦德的《瓶花谱》、屠本畯的《瓶史月表》、何仙郎的《花案》等等,都是相关的专著),每天都有“不接地气”的“鲜花”可供欣赏,不过,这不过是一种“装饰”,无法让人对之产生“心灵感应”。的确,这些瓶里的花远远不足以“感发”杜丽娘的“春心”。而只有到了后花园,看到“姹紫嫣红开遍”,那种春光的感召、春花的生命律动才能使她第一次有了“在场”的感觉,汤显祖在这里是通过了“瓶花”与花园的对比,揭示了“回归自然”与人性觉醒的内在关联。

  这就是杜丽娘的“心灵成长”的一个关键节点。汤显祖发现了少女“心灵成长”的客观性,它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象,任谁也不能“剥夺”少女们“心灵成长”的权利。这一权利是“天然”的,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处于“心灵成长”中的女性,不一定都会懂得“情感需求”与“行为自主”的关系。可汤显祖笔下的杜丽娘,其青春活力与文化积淀一旦“碰撞”在一起,古代女子那种“密约偷期”的“自主”行为在其内心产生了一种“冲击”作用,她无法“密约”,却无妨“偷期”,“偷期”不是为了去私会情郎,而是为了偷偷摆脱父母的管束,偷偷地“自主”一回,去做青春少女喜欢做的事情:游园赏花。

  这可是杜丽娘的“偷期”不同于以往男女“偷期”的独特之处。

  更为奇特的是,杜丽娘的“花事”不是“趁机”去玩那么简单。按说,一个少女,正处于活泼爱玩的时候,严厉的父亲因有“农事”在身,刚好不在家,也不知道父亲什么时候回来,出于冲动好玩的天性,“偷”了父亲外出“劝农”的“期”就足够了,还不赶紧去后花园玩耍一番?说不定“下乡有几日了”的父亲会随时回家!可杜丽娘不仅仅是好玩,她还要考虑游后花园的“日期”问题,故此,听到春香提议“后花园走走吧”,杜丽娘“低回不语久之,方才取过历书选看,说明日不佳,后日欠好,除大后日,是个小游神吉期。预唤花郎,扫清花径。”这刚好跟杜丽娘此前急不可待地向春香打听后花园的情形适成对比:这一次的游园,不完全是贪玩,甚至不是贪玩,它是一次“自主”的行动,她长到十六岁从来没有这么“自主”过,毫无经验,担心有些不可预测的因素,带着几分神秘,几分惶恐,却也怀抱着几分不可放弃的执著,于是,她偷偷定下了一个相信会给自己带来好运的“期”。

  这个看历书、择吉日的细节,是十分重要的,极有“仪式感”,正所谓“上帝就在细节里”。可惜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以至于到了现在,某些新的改编本依然删去不演[4]

  通常,人们只关注杜丽娘的“游园”,认为这是一次大胆的行为,“无可排遣的春情幽怨愈积愈多,决堤冲防,势所必然。”有人进而指出:“最使人感慨的是《惊梦》这场戏。这是对自然、青春和爱情的礼赞,自始至终充满庄严华妙的仪式感。”[5]既然如此,那么,“仪式感”是如何产生的呢?可惜论者没有做进一步的探究。

  其实,“惊梦”一场戏的“仪式感”与“肃苑”的“偷期”行为密不可分,我们不能够孤立地去释读“惊梦”,应该看到汤显祖为“惊梦”做了细致而微妙的铺垫。我们知道,整部《牡丹亭》没有提及杜丽娘到了十六岁必有过的“笄礼”,但汤显祖在“肃苑”里所写的、在“惊梦”里所描述的,前后“串联”起来,可以视为汤显祖给杜丽娘“设置”的独特的“成人礼”。在行为“自主”的问题上,杜丽娘真的“成人”了。这是千百年来从未有过的“成人仪式”。杜丽娘的“花事”这才具有了前无古人的文学史意义。

  如此理解《牡丹亭》“农事”与“花事”的关系,看来就不是多余的了。■

                                                                                                                    2019年8月5日,于中山大学。

  注 释

  [1]《明史》卷六十八“舆服四”。

  [2]参见黄永川著《中国插花史研究》。

  [3]据陈东原先生考辨,明末以前,并无明言禁止女性学习诗文,而“女子无才便是德”一语迟至明末以后才出现,具体的文字表述在清人的书里才有。之所以提倡“无才是德”,是因为生怕女性受到在明代流传甚广的《西厢记》等书(或同类故事)的影响,崔莺莺与张生诗词唱和,以至“失身”;同时,妓女亦以能够吟诗填词著名,故而不提倡女性学习诗词,并将此意转化为“无才是德”的观念。所谓“才”,主要是指“诗才”。说见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参照陈氏此说,可知杜丽娘生活在“无才是德”观念出现之前,她能够“常观诗词乐府”,其父还要专门延请老师教她读《毛诗》,均可证。

  [4]如湖南省昆剧团2014年演出本天香版《牡丹亭》,完全删去《肃苑》。

  [5]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版)第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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